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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山里的土家汉子感动着世界 ——悼念“中国合作医疗之父”覃祥官 丑牛 国际上无论左、中、右人士，无论懂医不懂医的，一听到“Barefoot doctors”这个词，眼睛就会发亮。 ——赤脚医生：二十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 “Barefoot doctors”（赤脚医生）这是现代英语中出现的一个新词组，来自中国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“赤脚医生”运动。这个新词立即在世界各国用各种文字迅速普及，因为它解开了人类医疗卫生史上的一道难题。 把“赤脚医生”运动推向世界的是川鄂交界的大巴山深处的土家族青年乡医覃祥官。文化大革命初期，他把“赤脚医生”运动与“合作化”运动结合起来，实现了山里人祖祖辈辈的梦想：看病吃药不花钱。 
青年“赤脚医生”覃祥官到农家山寨夜诊
他的这个创举，得到党组织的支持和人民的拥护，短短一年时间，“合作医疗”运动就普及了整个“乐园人民公社”，并向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铺开。1968年12月1日，***批示，将乐园公社的报告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》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上通栏发表。“合作医疗”运动，又立即普及到全中国，并引起了全世界医疗卫生界的广泛关注。1976年，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就登上了世界医疗卫生界的讲坛。当年九月，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年会上，三十三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和官员，听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作主题报告，接着又请他作咨询答问。会后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，邀请他到农村指导医疗卫生工作。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十年间，地处大山深处，海拔1500米的乐园公社杜家村（合作医疗第一村）踊来了成千上万的中外“朝圣”者，先后有五万多人。那时，杜家村和外界没有公路交通，人们带着干粮、爬山涉水地来“取经”。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中，把这个“赤脚医生”尊称为“中国合作医疗之父”。旋即，覃祥官被任命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，并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。 对这些花环和荣誉，覃祥官看得很是淡漠。来省卫生厅上任时，他只夹了一个被窝卷、拧着一个竹壳热水瓶。传 达室的人以为这个人是来求职的，见了他拿出的省委任命书还有些诧异，就打电话告诉厅长。厅长立即出来迎接他。告诉他分管的工作后，安排他住进厅长们住的套房，并嘱他把家属户口转来，从下月起领取厅级干部的工资。覃祥官都谢绝了：他搬到招待所的一间小房里住，家属一个也不来省城；他说，爱人要照料生产队的小药房，还有小药园；如果一定要发工资，也寄到生产队，由队里记工分。这恐怕是湖北省第一个靠工分吃饭的厅官。 上任几个月，他几乎每天都挂念着家乡，挂念着家乡的合作医疗事业。他忍耐不住，终于提出申请：回到老家去“蹲点”：要把“合作医疗”更上一层楼。 “三土”（土医、土药、土方）、“四自”（自采、自种、自制、自用）这终究是初级的；赤脚医生、卫生员，这终究是低水平。还有一些大病、痼疾，“合作医疗”拿不下来，要送到省、市大医院，医疗费用也担待不起。这些难题，都应想办法攻克。 两次出国，尽管都是载誉归来，但比起外边世界，山村的落后，给他很大的震动。特别是1974年，随王震将军访问日本，所见所闻，给他很大的压力。有一位日本派来联络的女青年，对这位年轻的中国赤脚医生很钦佩，一路上，请他讲赤脚医生的故事，并提出同他一起来中国当赤脚医生的要求。原来，她也是一个学医的，覃祥官就“拜她为师”，从她口中，知道日本对中医、中药的研究，达到很高的水平，他就对这位日本姑娘说，你不要忙着到中国，那里很苦，我还想有机会来留学哩。 回到家乡，找来同事们，谈访日的见闻。他拿出一把日本友人送的折叠伞，只筷子长一把，轻轻一按，像花一样地张开了。他说：“人家都来学习赤脚医生，赤脚医生也应该向人家学习。我们现在出诊，碰到雨天，只有斗笠蓑衣，又笨又重，每人配一把这种伞该有多好”。 他请了好多科学专家来这里培训“赤脚医生”，研究中药方剂；请了一些老药农，来培植黄莲、黄芪、当归、人参；还请了一些动物学家来繁殖药用动物，鹿、蛇、麝……等。几年时间，他们竟生产出具有高山特色的药物，引来大的制药厂洽谈购买他们的技术、发明。在公社所在他的“秀峰桥”（后因名声远扬国内外，改称“乐园”）竟盖起了一幢现代化的卫生院，有高倍显微镜、X光拍片机和CT扫描，在当时，只有县医院才有这些设备。一般的重大病也可享受到“合作医疗”了。这时，公社“合作医疗”管委会已积累了百万财产，覃祥官向人宣传：等我再有了一百万，我就可以把所有送到外地去医疗的病人全都实行“合作医疗”。 正当乐园的医疗事业蒸蒸日上，情况却出现了大转折。集体经济要改成“包产到户”，随即人民公社也宣布解散。他的高山药材场，顷刻间被瓜分，大队、生产队的药园、药房也一一关闭；卫生员、赤脚医生没有了“工分”，要各自回家谋生……。蜚声中外的“合作医疗之父”突然成了“无家可归”的漂泊者。他本是省卫生厅的副厅长，应该有个归宿，但上级组织部门却通知当地党组织：覃祥官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“坐飞机”上来的干部，对他的任命已经撤销。县里只好安排他到乐园卫生院挂个支部书记的职务，享受副县级待遇。 其实，他亲手创办起来的这个“合作医疗”医院，也是面目全非。由“合作化”转向“市场化”，由看病吃药不花钱转向与经济效益挂沟。 他守着这个“老摊子”，总希望有一天能重整旗鼓。凡是遇到省、市、地领导人来这里视察，他总是想方设法向他们谈“合作医疗”对群众的好处。虽然，所有的领导人都同情他、同意他，但谁也不开口要把“合作医疗”恢复起来。怎样恢复呢？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基础已经没有了。 十年之后，1996年，一位副省长来这里想恢复“合作医疗”，拨了他十万元。他喜出望外，这笔钱比他开创“合作医疗”时的本钱要大一百倍啊。他回到老家杜家村进行筹备，等了一年，这笔钱却分文未见。最后才听说这笔钱早就下来了，被乡里挪去发了工资。他直接找到县长，希望要回这笔钱，县长说：“用了就用了吧，干部也要吃饭啊！” 我是在2002年春节期间湖北电视台的《往事》节目中看到这件事的。节目主持人是著名的打假斗士司马南。覃祥官讲述了他办“合作医疗”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历程，最后，他讲到“最后一搏”十万元的故事，像是“麻雀掉到粗糠里”——空喜了一场。司马南问他，还想不想再干一场？他郁郁地回答说：“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”。 随着《往事》的播出，沉寂十多年的覃祥官，突然又成为社会上的热点人物。今日的医疗状况，已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“新的三座大山”之一，特别在农村，更是怨声载道。人们不由得不想到赤脚医生覃祥官，不由得不赞誉覃祥官。报纸、杂志、电视、互联网上不断地报道覃祥官的“往事”。人们这种怀旧的兴趣，是出于对现今社会的反思：在这纸醉金迷的社会里，曾出现过美好的“桃花源”。 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去长阳深山探访“中国合作医疗之父”覃祥官的。从2002年到2006年，每年都到“天下合作医疗第一村”——杜家村“官医生”（当地人都这样尊称他）的老屋住几天。 第一次到覃祥官家是2002年的四月间，是覃祥官下山来把我接上去的，要不然，这林扒小路，我怎么也找不到他家。 山下已是杜鹃花开，山上却依然万木萧萧了。他指着山上云雾缭绕的林扒深处，一座白墙布瓦的荘屋依稀可见。走到坎边，仰头一望，屋角边上，一株挺拔入云的迎春花树，怒放着满树的洁白大花朵，就像这屋里的主人公：茕茕孑立。正大门的屋檐下，挂着***像，还装上了一盏灯，照亮着***。进了屋里一个大厅，正中间，贴着一张巨大的***像，两厢的壁子上贴满了图片，分上下两层，上层全是***，有开国大典的、有在延安枣园的、有检阅红卫兵的、有访问农家的……，下层全是时装模特。他见我沿壁浏览，就解释说： “上层是我的天地，下层是孩子们的世界。是代沟啊，简直是两个不同的时代：上边是毛泽东时代，下边是***时代。不过，这里还是我的统治范围。孩子们只是春节才上山来住几天。” 几年来，我们的谈话，总是在这个“统治范围”里展开。多半是白天劳动，剁猪菜、锄菜地、劈木柴，或者到山上去挖野菜、拣蘑菇。吃了晚饭，就没完没了地天南海北的了。一截一截的枯树凳，把铁炉子烧得热烘烘的，炉面上，坐上一支小瓦罐，水在壶里噗哧噗哧地唱着，水蒸气在昏暗的灯光下冉冉飘散。 “你知道这合作医疗为什么会垮掉吗？开始我弄不清楚，很多人也弄不清楚，连一些高层领导人也弄不清楚。他们都一直是安慰我、鼓励我，想办法把“合作医疗”再办起来。省领导有好几位，还有中央委员哩。湖北省委书记钱运录算一个吧，内蒙古自治区的书记王群算一个吧，让我最后绝望的是省里拨下来的十万元，专款是用于“恢复合作医疗”，乡里说用去发工资就用了，谁也不说一句公道话。我左思右想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后来，想通了：***去世了，***的医疗路线也否定了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事物也不会存在了。我们不是靠“六·二六”指示搞“赤脚医生”运动么。毛泽东思想被批判了，还有什么“六·二六”指示啊！ “我和老伴一商量：死了这份心思吧。我们在山沟里摘了一些高山花朵，封在一个塑料袋里，上北京，向***他老人家去禀报。进了***纪念堂，我俩老真想抱头痛哭一场，对着主席默念：“***啊！您的‘六·二六’指示我们没有完成啊！” “你没有看见到我们山里人是怎样纪念“六·二六”的，每年六·二六都在公社边的大河滩上举行“献药大会”，十里八乡的土家儿女，翻山越岭，吹着喇叭，敲着锣鼓，背篓里装满了各种药材，土家姑娘们穿得花花绿绿的，唱着山歌，跳着摆手舞，简直比传统的“女儿会”还热闹。我常常想，我覃祥官有什么本事啊，一个大山沟里出身的土家汉子，被人叫做“合作医疗之父”，哪里来的？上有***的领导，下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。哪像今天，搞什么“理论”，什么“代表”的这样艰难。 “你们记者、编辑们，不要为我争那个厅官待遇了”（按：电视台制作《往事》节目的编辑记者曾到省卫厅帮覃祥官去讨个说法）。我的权还是不小的，让这些人看得起病，吃得吃药，享受到保健的权利，这不就够了吗？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犁曾感慨地说：“农民在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情况下，能解决看病吃药的问题，这在古今中外，都是不可思议的事，是个伟大的创举”，我这个权还小吗！这叫‘劳动人民占领上层建筑’。主席这句话在哪里讲的？ 我回答说，好像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。 “他老人家讲的很对！我们这个合作医疗就不是官员们想出来的，是群众搞起来的，是群众推举出来的人在管理，是群众性的创造和实践。中国农民，就只能去打工、卖血汗，他们就不能当主人，震惊世界！？” 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给我寄来一份材料，说由于有了“赤脚医生”和实行“合作医疗”，在世界各国基层医疗卫生状况的排列中，中国排到了前五名。今年，报纸上又登了一次世界这样的排名，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，中国列到倒数第四位。我们花在“新农合”上的钱，比过去多几十倍啊！这就是路线决定一切吧！ “在同一些外国专家打交道时，我常常告诉他们：‘我们的经验，对你们不一定适用。第一，‘合作医疗’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医疗战线上的产物；第二，‘赤脚医生’精神，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的，我们把它称做‘白求恩’精神。这两条你们都不可能有。哪知道这两点都应到我们自己头上了。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了，毛泽东思想消失了，还有什么‘赤脚医生 ’，‘合作医疗’啊！” 我和覃祥官的最后一次相聚是2006年“六·二六”前后，为筹备纪念合作医疗、赤脚医生运动40周年，准备在6月26日这天，在长阳召开一次座谈会。有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宜昌、江苏、云南、贵州等地的老“赤脚医生”和卫生医药研究者。哪知临开会的前夕被告知要改期、易地举行，“六·二六”这个日子太敏感了。实际上是推辞婉拒了。我们很是沮丧，悻悻地回到他的深山老屋去怀念吧。 上山的当天，他把我领到村边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坎旁，看到新筑起的一座碑亭。碑分上下两层，上层左边刻的是***对乐园合作医疗报告的批示，右边刻的是新华社关于“中国合作医疗之父”的报道摘录。下层中间一块是覃祥官夫妇的墓碑，右侧是覃祥官自撰的墓志，记录了他办合作医疗的简历。 我问他：你这算什么呢？是纪念碑还是墓碑呢？他说：“都是，也都不是。原来我想请政府能在杜家村头立一块大碑，上书‘天下合作医疗’第一村，没人理睬。我只好自己出钱做，私人又不能做纪念碑，只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了。”
 覃祥官（右）和本文作者2006年“六·二六”在新筑的合作医疗纪念碑亭前。 这件曾经震惊世界的事，就以这种方式来收场么！听说长阳县做了一个广场，是举全县之力，广场修成后，请一位明星来主持，出场费就是六万元。那天，刮着凄风细雨，我和祥官伫立碑亭前，远眺着千山万壑，相对无言。 当我下山的时候，祥官一直把我送到大路边，帮我拦了一辆农用过路车，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摇了又摇： “老伙计，我们还能见面吗！” 他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用土家最亲昵的称呼对待我，我预感到有一些不祥之兆。 他和我都是满眶泪水。 2008年10月24日，我翻阅报纸，在《楚天都市报》的头版上，看到了一则新闻题：《农村合作医疗之父，覃祥官去世》。在消息中说：“昨日凌晨2时50分，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的长阳县副县级退休干部覃祥官，因突发心脏病辞世。这位76岁的老人，曾首创风靡一时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模式。这一模式惠及了亿万农民”。 我立即拨打祥官的手机，幻想着能听到他浑厚的土家乡音。电话里却传来女儿华珍的声音，“古伯伯，我爸走了啊！”她哭着：“屋里屋外挤满了乡亲，你听啊！”从电话里传来一片叫声、喊声、鞭炮声、哭泣声……。土家人失去了一个“伟大的儿子”啊！华珍告诉我：26日晚上将按土家的习俗，举行整夜的“跳丧”活动。 26日夜，我又拨通了祥官的手机，我对华珍说，你不要关掉了，让我听现场的声音，一直到把电池用完为止。 人声鼎沸、唢喇声、锣鼓声、人们在有节奏地拍手，脚在地面上踢踏，还有敲打竹筒之类的音响声，不时还有凄凉的歌声。华珍不时地对我讲说。“跳丧”举行了一个通宵，陆续有成千的人来悼祭，光开席延客就有七、八十桌。27日上午，是从县里赶来的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大会，接着是抬着祥官的棺木，葬到他身前所筑的碑亭后边。 “中国合作医疗之父”仙游了。被他感动的世界有多少人知道呢？有人是故意地淡漠他，但土家儿女都为他痛哭，穷苦的农民也不会忘记他的。 “Barefeet doctors”，在它的祖国已经逝去，但在世界各地，农家小舍，贫民区里，却有着他们匆忙奔波的足迹。 2008年10月28日于武汉东湖 附文：
我们曾经拥有的辉煌——纪念长阳“合作医疗、赤脚医生”运动四十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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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8-10-31 12:21: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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